中英街历史的伤痛与现实的隐忧 能否再现昔日辉煌

　　这棵栽种于1888年的榕树见证了勘界与回归的历史。它是中英街的明星树。　　

　　中英街最古老的骑楼店铺。

　　没有中英街时，这个地方就有街了，那时这里叫东和墟。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接连失败，使这条长不过250米，宽只有三四米的“街”，成为了一段“界”。它与德国的柏林墙、朝鲜的三八线、越南的贤良桥，一并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的4条“分裂线”。
　　中英街前生:东和墟
　　中英街坐落在沙头角——日出沙头，月悬海角，沙头角是个有着美丽传说的小海角。清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废除迁界令之后，沙头角出现兴旺景象。清同治年间修订的《吴氏族谱》序中记载，清康熙年中叶，吴氏八十八世祖吴尚儒南迁至新安县大坦垌沙头角乡定居，为沙栏吓村的开村始祖。客家人迁居沙头角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清澈的沙溪河从北向南流淌汇入沙头角海。村里的年轻姑娘和媳妇们都喜欢在河边洗衣服，她们一边洗，一边唱着客家传统的四季歌谣：

　　正月姑娘二月蔗，三月老蟹四月蝦;五月禾黄蒸果粽，六月豆豉暗出芽;七月谷鸭蘸子姜，八月油饼绑细茶;九月黄鱼点火着，十月毛蟹过田爬;十一月冬晒腊肉，十二月谢灶公爷。
　　大约在1830年，清道光年间，为解决乡民走山路往深圳赶墟的不便，一位潘姓乡绅建议，在沙头角横头街一带开辟墟市。经各村首领组成的东和局会议研究，给墟市起了一个名称：东方和平市场，并确定农历的初一、初四、初七为墟日，东和墟在横头街附近诞生。
　　1848年，瑞士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明、黎力基、韦永福三位牧师先后从香港来到沙头角这个古老而封闭的边境小镇传教，并对这座神秘的东方古镇做进一步的调查。1853年，韦永福牧师给巴色会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自己所生活的沙头角当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信件后还附有一张手绘的东和墟示意图;这份材料后来被误传成韦永福写了一本名叫《1853年东和墟》的书，虽然没有“书”这回事，但这份传教士留下的信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前会长夏思义(Patrick H.Hase)博士保存至今，可谓中英街最早的原始文献。
　　当时沙头角的贸易量大得惊人，根据统计，在1904年至1910年间，一个月内会有两万人次运送200至250吨的货物，旺季时会增加到400吨。稍晚的调查显示，从沙头角到西部的所有道路上，平均每月会有75000人次运送900吨货物，在旺季时翻倍。
　　1937年，一场猛烈的台风摧毁了整个东和墟市，一些残留的店铺开始向香港一侧转移，由此带旺了位于中英街香港一侧的沙头角墟，从而为20世纪30年代中英街早期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中英街的荣辱兴衰
　　沙溪河从梧桐山上流向沙头角，当地最早的客家人村庄也因此起名叫沙溪村。沙溪近入海口，向西南方向拐了一个弯，流向盐寮下——过去那里一直是个盐场。清朝道光年间兴建东和墟，乡民担忧沙溪给墟市带来水灾，就将河道改向东直流入海。原来拐弯的一段河道因改道而逐渐干涸，并把桥头一段称为“鸬鹚径”。“鸬鹚径”就是今天中英街七号界碑至六号界碑这一小段。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西方列强纷纷瓜分中国领土，英国唯恐利益受损，向清政府提出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英国依据1898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了中方975.1平方公里的领土，涉及200多个岛屿和广阔的水域，它比原来香港陆地面积扩大了11倍，约占广东省新安县面积的2/3;租借地水域较前扩大了40～50倍。1899年勘界时英方要求以河流为界，沙头角入海处，起初划界的旗子插到了东面改道的那条河。这样一来，整个沙头角都被划在英界。当时沙溪村不肯被英国人管，村民吴子魁带领村里三十几个年轻人，把东面河道的十几面旗拔掉，插到干涸的沙溪河河道上，这条河床就是今天的中英街。
　　1905年，港英政府工务局用特制的界碑换掉了木界桩，作为分界线。在港深边境，共竖立了20块这样的界碑，其中，第1至8号界碑分布在中英街。1918 年，人们在位于6号界碑附近的菜地里盖了几间房屋;紧接着，在这几间房屋的两侧，陆续有人开始造房开铺。大约两年后，中英街5号界碑附近，东源泰杂货、东和隆米店和一间药店同时开张。另外，在7号界碑东侧，学校对面的一间瓦房也已经建成，盐田何氏买下了这间瓦房并开设了茂生堂药店。
　　1930年，新界禾坑村人李新昶从4号界碑旁的榕树开始至5号界碑处，投资建了一排两层高的骑楼，并将骑楼临街一段起名叫猷昶街。居住在这条街附近的老人们都清楚记得，它是中英街最早出现的骑楼。接着，有人沿着3号界碑的走向，陆续建起8间大瓦房，相继有人开始经营杂货、米酒、药行、客栈等生意。这一时期，鸬鹚径的原始面貌已基本消失，随之而来的则是店铺相连，界碑间隔相望的一条大约250米长、3～4米宽的小街，它形成了一条商业街道的雏形。

　　茂生堂药店的第三代传人何集庆今年已是84岁高龄。在他的印象中，中英街最繁华的时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据何集庆介绍，1979年底，深方的国营商店实行的仍然是计划经济，“所有货品的价格都是上面说了算，上面说多少，就多少。”某些商品的定价偏低，香港的居民马上跑来，排队买货直至货品脱销。紧挨香港的中英街以免税街身份和价格优势成了国内闻名的购物天堂。香港人抓住这一商机，把一些内地当时还紧缺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拿到中英街上销售，每天前往购物的人川流不息。只有200多米长，三四米宽的小街被挤得水泄不通，少时四五万人，多时八九万人。
　　那时候，内地黄金市场并未放开，国内城市鲜见黄金饰品店，价格也很昂贵。许多嗅觉灵敏的香港商人蜂拥而至，将新潮的金银首饰引进中英街。在最高峰时中英街竟有大大小小的金店47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内地经济发展，来中英街购物的人流逐渐回落，甚至出现商业萧条、店员比游客还多的现象。
　　中英街能否再现昔日辉煌
　　水客，这个名称源自水货。从前一些海员 (船员)常常带上一些自己的私货或代他人私自带上少量物件,到外埠出售赚点外快。因为外国港口往往准许海员免税带少量(自用)物品上岸。由于免了入口税,货价较低,所以在港口往往有专店收购此类货物,这就是水货的起源。
　　现在海关的解释“水客”，是指受走私团伙雇用，以赚取“带工费”为目的，频繁往来于粤港、粤澳之间，通过旅检等渠道，把涉税货物或禁止、限制进出境的物品化整为零，携带、运输进出境的人员。
　　水客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内地和港澳的商品存在着价格和汇率上的巨大差异，有时一部手机的差价在1000人民币以上，5瓶一排的益力多(一种奶制品)折合下来香港会便宜几块钱。在这种情况下，走私港货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其次，近年来大陆商品质量问题频出，如苏丹红、地沟油、三聚氰胺等，所以严格质量监督体制下的港澳商品就获得了内地消费者的青睐。
　　“水客”并非“中英街”独有，但“中英街”的“水客”和这条街一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由于地理环境特殊，镇内外(实际为香港和内地) 商品存在一定差价。早期居住在“中英街”的居民利用过境耕作的进出镇便利，携带少量生活品出镇，赚取差价，逐渐衍生出专门携带物品出镇，并将其作为谋生手段的“水客”。后来，又出现无业人员携带物品出镇赚钱现象，形成今天真正意义上的“水客”。
　　从辉煌到没落，百年中英街除了转型，别无他法。盐田区曾经请了不少来自粤港的专家把脉中英街。有专家提出，中英街有“一街两制”的独特人文，保存完整的界碑等文物生动地再现了历史变迁，这些都是发展“旅游、观光、购物、休闲和爱国主义教育为一体”主题的天然优势。中英街的发展要回归到意义和内涵，要开发与大历史的联系。以前因为商业发达，中英街的丰富内涵多少有点被忽略，其实到中英街来购物，不仅仅是为买东西，更是一种历史和文化内涵的体验。
　　下期预告
　　这一回， 我们说了著名的中英街界碑，许多人或许不知道，深圳还有其他重要的界碑。中英街界碑是陆路界碑，在它的东边还有一块大鹿湾海域权属中英界碑，这是一块海陆界碑。这块界碑背后是近代中国的海洋主权的伤痛，也是深圳海洋历史的巨大转折。有兴趣的读者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向大鹏湾方向进发……(深圳晚报记者 梁二平 杨雨轩 通讯员 郭湘玮 文/图)